菁英人物
彭小莲
彭小莲，1953年6月生于湖南茶陵县，曾在江西插队9年，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。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，代表作品有《女人的故事》《他们的岁月》 《回家路上》 《美丽上海》及《理想主义的困惑》《上海纪事》《假装没感觉》《上海伦巴》《我坚强的小船》《请你记住我》等，其中《上海纪事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，《美丽上海》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。2019年6月19日上午在沪辞世，享年66岁。
原题
作者：彭小莲
一
我在报纸的一角上看见王一平叔叔的照片和讣告：2007年2月28日，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，上海市副市长王一平因病医治无效去世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接到美国的姐姐小兰打来的电话，我对她说，王一平叔叔去世了。她叫了一声：“真的？”
其实，王一平叔叔生病住院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，对于他的过世，我们都是有思想准备的，但是真的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，感情上还是很难接受。我也知道，这声惊讶不是不相信这个事实，而是因为对于像王一平叔叔这样的人，离开时我们会感到深深地痛心。
姐姐说，“王一平叔叔是骄傲的灵魂。”这真是对王一平叔叔非常准确的描述。
王一平叔叔是我们父母的好朋友，与其说是好朋友，不如说是带有点敬畏看着他的朋友。
父亲彭柏山和王一平叔叔的友谊，竟然是从1955年开始的。当时父亲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，王一平叔叔是上海市委组织部长，但是他们除了在市委的会议开会碰头见面以外，平时没有什么来往，用父亲的话描述，“王一平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，他很有原则，说话也非常谨慎。”所以，他们互相并不了解。认识竟然源于1955年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。
二
1955年5月19日，父亲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，被捕入狱。现在，回想这些事情，年轻的一代几乎不能相信，所有的罪行和证据，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舒芜交出的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，构成为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》，于是附有另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语的评论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了。
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，上海市委紧急成立了“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肃反领导小组，组长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，副组长就是王一平叔叔，并且由他亲自负责父亲的专案。而我父亲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，是最高层定的。在当时来说，这是“铁案”，谁都不能去推翻的。但是王一平叔叔在亲自调查和审理的过程中，他坚持说，没有发现父亲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动。
王一平叔叔在这样的压力下，坚持强调：“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，就贸然采取行动。彭柏山在30年代，他和胡风是一起在鲁迅的领导下工作的，抗战中期后，他与胡风中断了九年的来往，基至没有任何书信传递。一直到解放以后，才来往比较密切。但是在这个阶段，他和胡风的通信中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，并且对一些文艺观点也是有争议的，这显然都是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。”于是，王一平叔叔坚持认为，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父亲是反革命，更没有任何理由判定父亲和胡风有什么反革命和其他非法组织活动。
这是在一次一次讨论父亲的问题上，王一平叔叔提出的论点。
有一次会议开到深夜两点多，可是王一平叔叔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上面领导清楚地指出王一平叔叔的右倾，政治上对他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，王ー平叔叔自己也非常清楚，他是处在极其危险的边缘。
可是，他竟然在这样的时刻，毫不妥协地说：“是不是右傾，我说不清楚。以后再看吧。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，我没有办法。初步审查的情况，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，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。
王一平叔叔将所有的调查材料交出以后，就退出了肃反专案的领导小组。并且他主动请辞，放下了组织部长的职位，保留常委，成为上海博物馆馆长。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再说到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次，王一平叔叔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说过任何评语，他既没有后悔过，也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过。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以后，谁都知道，在中国过去的五十年间，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正直，说真话，都是要拿政治生命做代价的。
可是王一平叔叔没有妥协，他为父亲付出了什么？他甚至跟父亲都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，他竟然以一个人的良心做准则，对父亲的生命负责。其实，这些负责的后面，却牵连着我母亲以及我们全家五个孩子的命运。当我在感激他的时刻，我回过头为王一平叔叔想想，他竟然也是拿着自己的政治生命，自己的夫人以及家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运在做抵押，他的离职，给他在政治上留下的后果，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和压力？
但是，我们都来不及想了，我们先为自己能活下来而感激王一平叔叔，这些沉重的思考都是今天的事情。就是这些付出，让我看见的是一个骄傲的灵魂，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。生命的价值，原来是在生命的边缘，不是任何人敢向自己索取这个价值的，因为你承受的已经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命运，在当时这个讲株连的社会里，你把自己和整个家族都带入到一场灾难之中。看见一个人，在向自己的生命做出这样的抉择的时候，与其说是一份崇高，更不如说是一份残酷，至今让我们回想起来都有一份惧怕和歉疚。
谁都知道在那样莫须有的罪名下，监狱里的日子是非人的日子。母亲一直耻于告诉我们，父亲曾经在监狱里自杀过一次。妈妈对我说：“你父亲这个人是很脆弱的······”
当我成年以后，特别是经历了“文革”，我对白己不坚强的父亲，有了更多的尊重和敬爱，如果坚强不能对自已的真理产生价值的时候，脆弱同样是一种坚强的表示！
父亲在被看守“抢”下来以后，第一次向监狱、向市委提出要求，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见一面。（如今，我们回想起来，不知道王一平叔叔那时候是否还在部长的位置上，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，虽然他已请辞，但是他依然保留了上海市委常委的位置。）市委答应了父亲的更求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对父亲来说，活下去比死更加痛苦，更加困难。父亲要见王一平叔叔的原因，显然是在那里寻找活下去的勇气的支撑。
多么感激王一平叔叔啊，他亲自到监狱里去看望苦父亲。
父亲和母亲都没有跟我们描述过见面的情景，只是告诉我们，父亲向王部长讲，多想看一眼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（当时我刚过了两岁的生日）。他推着自己往现实中走，他一定要逼迫自己看一眼这个残酷的生活，看一眼还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他只有为自己寻找到这个沉重的十字架，他才会为自己活下去找到足够的理由。市委答应了父亲的要求。
在这些细节中，谁都不知道王一平叔叔为父亲，为我们家做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出現本身对父亲努力活下去，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性作用，他已经是带着“右倾”帽子的人了，可是他没有拒绝父亲的要求，父亲在监狱里是不能够设想王一平叔叔的处境的；但是王一平叔叔的出现让父亲意识到，有人还是信任他的；让父亲感觉到，在自己的背后，有人依然用朋友的目光在关注他；更让父亲体会到，人世间还有良知存在。
而王一平叔叔在这个时候，是冒着政治上多大的风险去的！
三
“反右”的前夕，父亲释放了。开除党籍，带上了“胡风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，但是没有作刑事犯判决，只是把他送往青海流放。但是在这个时候释放，现在想来都不知道，这是否又是一次“阳谋”的设计？
父亲没有陷入这个圈套，不是因为父亲有多么高明，而是在那个最危机的时刻，王一平叔叔再一次拉了父亲一把。这时候，父亲的身份是这个社会的庶民，他孤陋寡闻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王一平叔叔穿过他居住的武康路，径直走到安福路上，走进我们家的小屋，他跟父亲说：“要钓鱼了，不要说话！”
这就是父亲形容王一平叔叔的地方，“说话非常谨慎”！父亲在政治上是有嗅觉能力的，就这么八个字，已经足以让父亲完全明白后面将发生的一切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在送往青海之前，父亲始终没有说过任何一个字；母亲在父亲的关照下，也保持了沉默。特别是对父亲的处理，坚持不发表意见。尽管有不少人试图让母亲上钩，试图让母亲说出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，但是母亲顶住了。
王一平叔叔的忠告，让他们刻骨铭心，于是整个家庭在反右运动中，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。
在王ー平叔叔的生平简历上，仅仅写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遭受迫害几个字。但是，我知道这其中就包括了，他庇护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罪名。“文革”中，父亲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活活打死了，他没有机会向王一平叔叔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。现在，他们俩人都已成为故人，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，然后毫无顾忌地谈谈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。
2007年3月9日，我参加了王一平叔叔的追悼会。会场到了很多的人，我一直站在场外，我不知道仪式是怎么进行的。一直等了很久，我终于有机会走向王一平叔叔的遗体，向他表示哀悼。
我看见王一平叔叔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他脸上的线条依然是那么清晰，眉宇之间，还是紧锁着眉头。我当时觉得心像被针刺了，疼痛得厉害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难受。
这些年在美国甚至参加过我年轻朋友的追悼会，还有一些美国朋友父母的追悼会，那似乎都是一种平静的告别，那些鲜花让你想到天堂，想到世界的另外一扇门在向他们打开。可是，看着王一平叔叔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多么希望让他重新再活一次。
刹那间，我突然醒悟到，王一平叔叔一生的襟怀坦白，他的崇高境界，原来是因为逆境造就的。如果还有来世，我多么不希望，王一平叔叔为他的朋友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。
原来幸福的生活，就是平庸的安居乐业，就是油盐酱醋的快乐。大家只需要安分守法，就是可以踏踏实实地拥有自己的一份幸福人生。可是当我在王一平叔叔身上，再也看不见这些平庸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这是对这么一个好人一生的扭曲！如果，他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；如果，他能正常发挥他的才华；如果，他能真实地展现他本身的价值，他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多少幸福和财富！他骄傲的灵魂，活着的时候，竟是为了给我们多难的人生点燃一点光亮，他真的用自己有限的生命，让我们对人生没有失望殆尽！
无言表达我的崇敬和悲哀。
王一平叔叔安息吧！
彭小莲
来源：《新民晚报》
2007年4月1日
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，曾是新四军《前锋报》总编，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。1955年她是“反革命家属”，1966年她是“大叛徒”。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，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。1969年，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，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、甘肃天水、上海奉贤、云南和江西。一家人，就这样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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